每到六-四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心里总有那种隐隐的疼。它让我在过去这十七年里，一直在思考：到底它是什么毛病？为什么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，自己国家的领导人，和自己国家的学生和国民，对发生的事情，不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解决？
我不会认为六-四是外国人策划的，尽管其他国家对它有不同的倾向看法，尽管学生有受西方思潮的影响，但它是中国人的事件。即使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（顺便说，共产主义也是），为什么不能和平的解决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、中庸之道、和为贵，家和万事兴都哪里去了？
如果你追寻历史，至少可以追寻到文革、国共相争，以至孙中山的革命，都可以问这样一个同样的问题。
其他历史的问题留给文科生去讨论，单就六-四而言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那种你逼我，我逼你所造成的后果。而单就学生和政府这两方来说，政府握有大量的资源，是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，却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妥善处理，反而以４-２６社论激起学生更大的情绪，且在学生５-４绝食后仍不及时纠正，实在是无言以对。有人说学生发起的运动，没有考虑如何结束（ｅｘｉｔ ｐｌａｎ），如果回顾一下事件的发展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学生的要求中，最重要的，就是不要秋后算帐和 “对话”。秋后算帐只是出于学生的切身利益和那种文革式迫害的担心，这没什么说的。最重要的，就是提出的“对话”（注意，虽然学生提了民主自由，但没有提要直接选举，更没有提要共产党下台）要求，它是一种民间民众和政府的交流机制，以建立这种机制，来减少改革中的失误，才是学生和当时的知识分子能想到的，社会迫切所需要的东西（如今，过去１７年了，仍然没有这种机制，这是教改和医疗改革失败的主要体制原因，学理科的，都知道环境变动中的系统，要保持稳定，反馈的机制有多重要；学文科的，社会变化中的稳定，如何才能实现？）。至于有人说，推翻现有的，如何建立新的，这样的问题，学生根本就来不及想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要推翻政府。一个侧面的论据是，当时的学生，单纯到为了保证自己的“纯洁”，将三个用颜料鸡蛋涂污毛泽东像的人，扭送到公安局。这是想要推翻政府的做法吗？
再回头看看当时学生和政府的唯一一次谈判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即使是一位有点经验的大学生辅导员，大概也知道如何与学生谈判些。就学生的那点要求，给个满意的答复，公开在电视上报道，再通过学校做些工作，让学生回校不是件困难的事（不少老师已经做到了）。
矛盾的最大激化，就是５-２０的戒严，时间是在学生仍在等待答复的时候。尽管有人有所估计，但绝大部分学生，都没有想到。这以后，局势才慢慢在失控。但方法得当，仍是可行的。只是此时赵已经下台，政府里再没有人去这么想，这么做了。那时，各种阴谋论（中央争权论，学生是要推翻政府，等）现在看来都站不住脚。赵不是宁可自己下，也不做违背良心的事。李鹏现在不是也可以下吗？而说学生要推翻政府，更是没有根据（有些人喜欢阴谋论和懿想，是没有办法的，作为亲历者，我不会相信）。
而在最后六月三日晚上，那些学生和公民，以个人生命和鲜血维护尊严的，尽管可惜，但永远都值得崇敬；那些尽力减少伤亡的军人，特别是最后让学生离开广场的军人，值得崇敬；我个人，也特别提一下侯 德 健，他最后理智的选择离开广场（在要求离开和要求坚守的学生人数很接近的情况下），值得崇敬。
而要谴责的是，即使是在六-四白天（可能是早上），录像显示，在光天化日下，仍有屠杀。而死难者，已不是抗议的，多数只是在寻找失踪的亲友。
我从来都把六-四，归结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悲剧。它不是谁胜谁败的问题，所以没有什么“秀才造反，十年不成”的说法，因为当年的秀才，根本没造反。只是造过反的武士，认为秀才也造反。整个过程，学生没有组织起来抢武器与部队对着干。即使是事后，也没有人号召过要武力推翻政府。而非武力的伸述，如果民众认同，这是民心所向，政府理应响应或解释；如果民众不认同，自然就没有意义。
历史无法重复，所以中国人六-四时失去的，是民众和政府之间，就改革所需要的信息交流机制的建立机会。而缺少这样的机制，正是以后许多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仍然有隐隐的疼，为那时不该出现的那种情形；我也仍然有不少的担心，为中国人将来可能重复这种悲剧（现在中国的学生，仍不知道六-四，不知道中 国人当年干了什么，为什么要干；不知道那位站在坦克前堵坦克的中国人，以为是在检阅呢。多数人要么根本不关心，要么完全认为运动是祸害。等到下次民众看到需要民主时，政 府和学生，仍是和当年一样）。不过我也依然还有梦，为中国人未来可以和平解决这种改革中民意的表达和抗议的问题。
